袁世凯的这些行为，也传到了北京，传到了朝廷。
因为，与此同时，清电告在天津的李鸿章“袁道遽欲下旗回国，转似与国失和办法，殊觉勿遽失体。希速电止，万勿轻动。”
这个时候，袁世凯离开朝鲜，已经不是李鸿章有权决定的事了。
李鸿章只能回电，要求袁世凯坚守。
袁世凯归心似箭，他不知道他的事已经通天，李鸿章已经爱莫能助。
还是一封接一封的给李鸿章发电“某以一身报国，无所恇畏，惟惧辱使命，损国威。”
“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凌胁，具何面目？如大举，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暂不举，亦应调回，派末员仅坐探，徐议后举，庶全国体。”
李鸿章也是个很爱面子的人，不好意思说袁世凯离开的事他说了不算。只能对袁世凯的电报置之不理。
袁世凯见没有下文，死皮赖脸继续请求“前以未认非属，故仍在差。惟倭胁韩欺华，韩请日变，消息全阻，凯坐视无益。韩、倭情形，惟凯深知，拟请调赴津禀商和战各情，冀可速了，迟则枝节愈多，更难着手。”
“倭昨又催韩派员议革政，限今午复，似非派不止，韩何能终持？且恐激生变。今又添兵至仁川千五百，决无和意。我欲和，应速以韩现情与倭商，冀可挽欲战，应妥密筹。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悉，佐等和战。”
因为李鸿章也决定不了他的去留，不管他如何的挖空心思，终不能达成心愿。
7月三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提出改革內政五条，制度、法律、兵备、财政、教育无所不包。公然干涉朝鲜內政，拉开架式就是控制朝鲜。朝鲜被迫宣布改革。
所有改革举措，都有利于日本。使日本的各种行为，更加合法化。日本也就更加嚣张，更加有持无恐。
此时，作为驻外公使，一举一动都代表国家的尊严，必须把个人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这是对驻外使节的最低要求。
所谓，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当兵的有几个不怕死？可冲锋号吹响了，都得冲锋，是职责所在。吃的就是这碗饭。
但是，袁世凯却不是这样。他听到了风声，日本认定，过去朝鲜所以拒日，就是袁世凯在从中作梗。这一次，不能轻饶了他。
有一段时间了，他吓得躲在公署，不敢出门。但公署也不保险。日本人的大炮已经对准了公署。
加之公署柴米缺乏，幕僚纷纷离去，袁世凯每日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因为不管他如何哀求，就是不准他离开，他毕竟没胆量擅离职守。
为了找理由离开，他可谓挖空了心思，再也找不到新由头了。
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天降机会，他病了，病得还不轻。
于是，14日袁世凯给李鸿章发电“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珍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至害事。惟韩事方殷，未便晷刻废事，已饬唐守绍仪暂照料。唐忧智虑，明机宜，确有应变，与韩西员均熟，必不至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