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会议闭幕后，倒阁问题已不重要，因为奉系正调兵遣将，吴佩孚也积极布置，双方即将兵戎相见，北京政府由谁来主持已不重要了。
直系领袖曹锟，坐镇保定，成为北京的太上政府，权倾中外。大家都知道，他所恃的是吴佩孚。曹对吴有知遇之恩，又是吴的顶头上司，他对曹始终很恭顺。
直奉两系关系恶化，奉系认为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而直系领袖曹锟的左右也有同感。
在张作霖方面，他不喜欢吴佩孚是因为吴佩孚不该和他并驾齐驱，他觉得吴的资格很浅，怎可以和他平起平坐。事实上，直皖战后吴佩孚的发言权有时还超过了张作霖。吴佩孚驻节洛阳，洛阳几乎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吴佩孚一发言，总有很多人叫好、鼓掌，随声附和，这是让关外王最反感的。同时，张认为吴处处跟他过不去，尤其是对梁士诒内阁的攻击，分明就是针对对着他。
从衡阳驻兵时起，这个小小师长的吴秀才脱颖而出，青云直上，事事得心应手，事事如意。东北王看着这个北洋后进，越看越不顺眼，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吴秀才已成气候，张越来越容不了他。
曹锟在保定虽然倚赖吴佩孚，但他对在洛阳的吴佩孚还是存有戒心。加之曹三爷的左右，时时把吴佩孚的专横向曹进谗，曹锟的兄弟曹锐和曹锳也对吴极为不满，还有曹锟所私宠的一群小人，更把吴看做眼中之钉。
奉系了解曹吴之间可以分化，所以便拼命在曹锟身上下功夫。不断强调直奉之间的问题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的，如果不压制吴，将来直奉之战必然不可避免，而直奉之战将必两败俱伤，徒给南方和皖系造机会。
直奉之间局势趋向紧张，双方的亲信都奔走调解，希望避免战争。北洋耆要如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鲍贵卿、孟恩远、车庆云、曹锐、王承斌、秦华等往来奔走，希望双方悬崖勒马。可是张作霖一直跃跃欲试，而吴佩孚也认定难免一战。
张作霖这时的用兵计划是对洛阳吴佩孚实行合围。一面和广东方面接洽，由粤方分兵出湘、鄂、赣；张勋的旧部与张文生则会师安徽，田中玉响应于山东，陈树藩从陕西出兵，同时极力拉拢河南的赵倜、赵杰两兄弟，希望他们反吴，乘虚捣毁洛阳基地。奉系的大军则纷纷入关，分驻军粮城、独流、津沽、密云、古北口、津浦线之良王庄、马厂、芦台等地。
奉直大战如箭在弦，双方都能放而不能收，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已成。
张作霖这时已和孙中山取得联系，又和皖系有秘密来往，这便是外间盛传的所谓孙段张的三角同盟。
张希望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师后，就迫使吴佩孚首尾难于应付。由北伐军首先向直系进攻，随后皖系起而响应。接着暗中策使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和其周围地带动作起来。同时吸收了许多下台的军阀，如王占元、张敬尧、吴光新，这些人都把吴佩孚恨入骨髓，他们虽已下台，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有旧部散处各地。如：张敬尧的旧部吴新田在陕南，王占元的旧部孙传芳在湖北，吴光新的旧部卢金山在鄂西。这些人当然都希望起而打倒吴佩孚。
此时的奉张，可谓信心满满、踌躇满志。在很多人看来，奉直能否一战，主动权在于兵强马壮的奉系。
孙中山这时正把北伐喊得震天响，北伐军迟迟没有出动，是因为受到了陈炯明的阻碍。
曹锟还是不希望见到直奉两系兵戎相见，所以一再约束吴佩孚不要太走极端。同时派直军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张作霖对于这位亲家曹三爷并无恶感，所以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拜。
民国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徐世昌通电申明关于内阁问题的态度：“中枢进退，皆属本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
徐世昌把内阁问题的责任归在自己身上，意在保全张作霖的面子，同时暗示可以“训斥”吴佩孚以平奉张之怒。末了则提议拟派梁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组阁，鲍也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对直系也有好感，是比较行得通的。
徐还命鲍贵卿自己到沈阳去和张商量。
哪知张老帅见到这位鲍亲家却沉下脸来说：“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千里迢迢来关外问我！”
张这一句话便注定了鲍阁流产。
这时候，各方都在密切注视吴佩孚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