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军政府发出第一份安民告示后，告示成了军政府与市民沟通的重要管道。凡有布告，总会有很多人围上前看，大家想通过布告了解军政府，军政府也想通过布告，把自己想让市民知道的事传播出去。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告示，和围观告示的人，也便成了武汉街头一景。告示，也成了黎元洪与军政府的舆论工具。比如现在，黎元洪在用布告明志述怀，和市民交流思想，看来黎元洪已经把布告这种形式，用到了极致。
社会剧变，总要搅动起各种社会沉渣，这肯定是他们干坏事千载难逢之机。
为了进一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黎元洪在十三日，又发布了整顿社会治安的布告“藏匿坏人者斩，买卖不公者斩，伤害外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奸虏烧杀斩，违抗义师者斩。乐输粮饷者赏，校济军人者赏，保护租界赏，守卫教堂者赏，率众投降者赏，劝导乡民者赏，报告敌情者赏，维持商务者赏。”
在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黎元洪和军政府，也对革命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被当时的军人和民众称之为军队八条“一、军队中，上至都督，下至兵夫，一律守纪律，违者斩。二、无论原有及新募兵士人等，有三五成群不归编制者，以及至编制内擅离所在易装私逃者斩。三、擅入民家苛索财物及私行放火者斩。四、军队中，各干部如有不遵约束者斩。五、官兵不受调遣及违背命令者斩。六、擅自放枪恐骇行人者斩。七、兵士中，如有挟私仇杀同胞者斩。八、如有强在当铺当军装者斩。”
特别时期，需要特殊的政策。病重需要重药，乱世得重典，这些整顿秩序的布告，对恢复稳定社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自从立宪请愿和保路运动沉寂之后，咨议局已经冷落了很多，军政府在这里办公后，马上热闹起来。
政商人士，社会名流，女界领袖，各界代表，纷至沓来。邻省的革命者派人来取经，外国驻汉领事也派人来祝贺。华侨团体、国际友人，各革命团体的贺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只要能够，黎元洪尽可能亲自接见，访客也往往点着名要见黎元洪，想亲眼一睹这个国家的首位革命大都督的风采。
这一天，黎元洪正在接见北方革命代表冷公钊。黎元洪对北方，清廷大后方的革命运动极其重视。他知道，如果北方能行动起来，清廷就无暇顾及武昌了。所以，详细了解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情况，表示一定给予全力支持。
冷公钊说，北方的革命党人，力量也不算小，干劲也很足，只是团体林立，大家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提出，很希望湖北能派人去指导和组织。
黎元洪当即表示赞成，想到派过去的这个人，对其要求还是很高的，人品和能力都要很好才可。因此，一时间他想不出合适的人选，需要和蔡济民等人商量。
第二天杨时杰自京回鄂，也向黎元洪反映京、津，保定等地的革命党，都急切盼望湖北派人过去指导革命。
杨时杰，湖北沔阳(今仙桃)人。字舒武，原名志铭，民主革命斗士。
一九零五年留学日本，先后加入同盟会和共进会，一九一零年回武昌秘密准备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任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湖北代表，次年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部长。
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一九一四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五年在汉口参与创办《大中华日报》，一九一七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后回湖北运动军队独立，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创办《江南晚报》。
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抗日武装，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湖北特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