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如同袁世凯这样的公众人物，能一点信用不讲吗？一个如此重大而又相左的政治取向，可以说变就变吗？马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谈何容易？
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摆到了这里，不是他袁世凯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不是他愿意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而是不这样做不行了。无论多难，必须要做的事总得去做；所谓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还好，袁世凯已经提前做了渗透，让梁士诒布置驻俄公使陆徵详等人，电请清廷退位。
驻俄国大臣陆征祥已电请外务部代奏“今既政变纷乘，人怀民主，似不如追踪太王，明诏父老，则先圣后圣德一道揆，既不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仁人之报，利亦必溥。”驻荷兰国大臣刘镜人，也发来内容相近的电报。
这些奏折，袁世凯已经转交上去了，不至于清廷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朝廷肯定会提出，不是开国民会议决定吗？还没开会，没做出决定，怎么就要求退位呢？这也是很难解释的，幸亏有革命党人这阵子来势汹汹的攻势做为说词。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袁世凯与内阁大臣联衔上折密奏《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其主旨就是请清帝禅让，等于正式对清帝提出退位的要求。
折称“窃自武昌乱起，旬月之间，民军响应，几遍全国，惟直隶、河南，未经离叛，然而人心动摇，异于恒有。臣世凯奉命督师，蒙资政院投票选举，得以多数，依例设立内阁，组织虽未完善，两月以来，将士用命，业已克复汉口、汉阳，收回山东、山西”。
|“然而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朝廷念国步之艰虞，慨生民之涂炭，是以停战媾和，特简唐绍仪、杨士琦等前往沪上，为民请命，此万不得已之苦衷，亦从来未有之创举也”。
“屡接该大臣等来电称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
“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之可比。我朝继继承承，尊重帝系。然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垂法守。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末减皇室之尊崇。况东西友邦因此战祸，其贸易之损失，已非浅鲜，而尚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之改革而已。
“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要求清廷召开皇族会议，从速决定帝位去留。
关于袁世凯上朝觐见过程，许多史书是这样记载的“他跪在红毡垫上，一边耸动着双肩，抽缩着鼻子，流淌着眼泪，一边向坐在炕上的隆裕太后断断续续地诉说着，那＇伤心＇的样子简直非语言所能形容。隆裕太后默无一言，唯有用手绢擦拭流不尽的泪水。
“坐在隆裕太后旁边的幼小无知的宣统皇帝，不知地下跪着的矮胖老头为谁，听不懂他嘴里嘟囔的是什么，也不明白两个大人因何啼哭，心里非常纳闷。”
末代皇帝溥仪，这时候应该是记事了，很多年后对这个场景的回顾，证实了以上的情景是真实的。
袁世凯何以会如此，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这是演戏，演戏给这孤儿寡母看。
如有些史家所说“袁世凯见自己主演的这幕逼宫戏效果还不坏，心中窃喜，叩头辞去。”谈到奏章时，史家也常说道“在这里，什么一定主持君主立宪”的诺言，岂忍负孤儿寡妇的恻隐之心，统统不见了，字里行间充满了恫吓之意。”
为了能当上大总统，对清廷，对革命党，袁世凯肯定做了行骗之事。但是，袁世凯在朝上念奏折的难过的样子，未必是装出来的，或许，他真的很伤心，也很难过，甚至可能有些自责。
问笔者有什么根据，肯定没有，只是一种推测。为什么这么说？
其一，袁世凯一个大男人，一个男子汉，有什么必要在一个弱女子面前，把自己搞得那么狼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