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激刺，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所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
“国民生计日蹙，迫于饥寒，暴民之尤狡者，利用此等贫民驱之死地，可悯之至。欲国之长治久安，必使人人皆有生计，而欲达此目的，则必趋重于农工商。余闻文明国头等人物往往欲为实业家，吾国天时、地利不让诸强，徒以恳牧不讲工艺，不良矿产林渔，弃货于地，无凭贸易，出口日减，譬诸富人藏窖而日日忧贫。余愿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
“虽然，实业之不发达，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少。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理化之不知，汽电之不讲，人方以学战、以商战，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
“实业非资本不办，以吾国地质之膏腴、物力之丰富，岂得谓贫？生人所需，不出衣食住之属，金钱其筹码耳，但金钱不足，无以为兑换之资，缺少金钱，犹缺少筹码，故欲备一切实业之开办，资本不得不仰诸富有筹码之乡邻。迨地利既辟，无旷土，无游民，所藉资本，子母相生，除偿还本利外，尚有赢馀，比诸藏窖而忧贫者何如？故愿吾国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
“夫输入外国文明与其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馀，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凡为国民，既守本国自定之法律，尤须知万国共同之法律，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外人之意见，致生障碍而背公理。
“迩来各国对我政策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诸多赞助，固征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各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国际上当然之理。盖我有真心和好之证据，乃能以礼往来也。
“余之所以告国民者，此其大略也，而又重言以申明者，仍不外道德二字。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忠之本义，忠于一国，非忠于一人也。人人以国为本位，勿以一身一家为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其要在轻权利、重义务，不以一己之权利妨害国家之大局，而义务心出焉，是谓忠。
“孔子云民无信不立。文明各国有以诈欺行为诮人者，其受辱若挞之于市朝，华盛顿幼时受其父教，即不作诳语。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习为诪张，立身且难，何况立国。前清曾国藩云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故无论对内对外必当以信。
“何谓笃？文明各国保存国粹，虽一名一物，惟恐或失，不害其进化之速也。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经四千年之胚胎变化，自有不可磨灭者存。乃或偏于理想，毁弃一切，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抛本国之所有，天性浇薄，传染成风，本之不存，叶将焉附？故救之以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