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里各地陆续捉来了一些乡绅和胥吏，吉庆玉早就写好了他们的罪状，王瑾便在离城墙不远，看得见打不到的地方开堂审案，对这些人或杖责，或处斩。
桐城是富庶之地，所以城外也有不少建筑。由于牵涉的士绅太多，王瑾又来得太快，守军并没有拆除它们。所以闯军就把这些建筑利用了起来，有的作为审案的场所，有的作为营房，也有的拆下建筑材料改作攻城武器。
之前桐城民变的时候，汪国华、黄文鼎、张儒等人也只是焚烧仇家的房子，抢劫富户的时候还让穷人们跟着去拿东西。城里城外很多人都认识吉庆玉，见流寇是他带来的，又队列整齐，不胡乱杀人，胆子也都大了起来。住在城外关厢的老百姓有不少没来得及逃进城内，这会儿反而来看流寇审案。
虽然王瑾处置的这些人就算是罪大恶极，也没祸害过县城的老百姓，但大家看老爷们杀头、打板子还是很开心。吉庆玉手下的人宣读这些人的罪状，众百姓纷纷大叫“打得好”“杀得好”，可王瑾清楚，他们抱的还是看热闹的心态，换成自己在这儿被砍头，他们一样会看热闹的。
王瑾很早就在思考，在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军民矛盾没有那么尖锐的地方，如何把老百姓发动起来？在陕西、山西、河南，这一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遍地都是饥民，家人相互抛弃，乡邻互相吞噬，到处都是人伦惨剧，很多地方死人比活人还多。在这种环境里，劝老百姓造反简直是天下最简单的事情了，只需要担心来的人太多，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养他们。
但是在桐城这样的地方，老百姓虽然也受官府、士绅、胥吏的欺压，但大部分日子还算过得下去，被害到家破人亡程度的还是少数。农民军如果能做到纪律严明，不杀人放火，还是会有很多老百姓乐于看到他们和老爷们打仗的，但是真正能跟着干的不会很多，其中还会有不少是本地的地痞流氓。
至于发动老百姓的办法，还要分长短两种，若要长期建立统治，是一种办法，若要打了县城、吃了大户便走，那就又是另一种办法。
闯军在桐城自然是不可能长期据守的，但就算是短期，能不能把老百姓动员起来，那也难讲。王瑾过去并无这方面的经验，也只好姑且一试。
一张张田契、借据、身契被投入火中，凡是被闯军处决或抄家的士绅，王瑾都将其家中这些文书全部焚烧。颇有一些被田租、利息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和被解放的奴婢情绪激动，闯军征调人力已经毫不费力，但离让百姓跟着一起造反还差得远。倒也有一些佃农哀叹，怎么自己的田主不是劣绅。
在王瑾的身旁，还有一些没被抄家的士绅，王瑾给他们些面子，让他们待在一座城墙上看不到的宅院里。
程芳朝，十二年后的大清榜眼。
张秉彝，县学生员，此人本身默默无闻，但亲族之中名人不少。他兄长是三年后于济南殉国的山东布政使张秉文，他的儿子则是康熙年间的大学士张英，也就是“六尺巷”故事的主角，孙子是修明史的张廷玉。张英此时还没出生，仕清于夔东十三家灭亡之后，所以王瑾对他倒也没什么恶感。
左国柱，大名鼎鼎的左光斗的长子。
马孟祯，又是一位前太仆寺卿，此人官声不错，虽说谈不上什么大贡献，但至少尽职尽责，也不贪蠹，还成天提醒万历皇帝“民间卖女鬻儿，食妻啖子，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去他家“请”他的闯军小校也说了，他家确实不富裕，只是个中等人家，不像个为非作歹的。
方孔一、方孔文、方孔矩、方孔性，这四人都是方孔炤的叔父方大铉的儿子，其中方孔文还是左光斗的女婿。
方玄成，也就是后来著名方孝标，就是因为《南山集》案被开棺戮尸的那位，他的名字犯了康熙皇帝的讳，故以字行。今年他才十八岁，桐城民变时，他父亲方拱乾觉得此地不太平，于是举家避居南京，但他因为些意外耽搁了，便赶上了这场战斗。
方大美，原太仆寺少卿，他没什么名气，他孙子方苞倒是名头不小。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被王瑾和吉庆玉判定为良绅的人，都被闯军“请”了过来，参观闯军审劣绅。这些人对于流寇沐猴而冠的行为颇不以为然，可偏偏流寇审案用的都是大明律。王瑾手下有不少落魄的读书人，其中也有做过刑名师爷的，再加上一些刑房胥吏出身的人，一桩桩一件件罪名皆有法可依。美中不足之处，就是有些案件的证据链不一定完整，王瑾也只好像大明的县太爷一样打出口供来。好在王瑾下令要逼问口供的多为在县里尽人皆知的事情，这些养尊处优的老爷哪里禁得住打，几板子下去就招了。
王瑾原本以为能逮到阮大铖，这家伙在乡里的名声也很不好。但是吉庆玉说，阮大铖不见容于桐城士林，很早就全家搬到外地居住了。
举人姚孙棐被押上来时，良绅队伍里有两个人坐不住了。一个是姚文熊，他是姚孙棐的亲侄子，另一个是方玄成，他的妹妹嫁给了姚孙棐的长子姚文烈。
姚文熊和方玄成知道，这位长辈性情贪婪，脾气又不好，要说压榨佃户之类的行为，那肯定是有的。得知闹流寇的消息，姚家的家眷大多跑到安庆府城去避难了，只有姚孙棐的长子姚文烈、三子姚文然留了下来。姚家被抄家之后，这二人分别逃到内兄和堂兄那里躲避。见方玄成、姚文熊都成了流寇的座上宾，便央求他们替父亲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