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问题，我看了文献记载，包产到户在1956年出现在江浙省瓯江地区嘉永县。1957年夏季，瓯江地区各县有1000个农业合作社实行了这种办法，但随后受到批判。不可否认，我认为我们的现行的农村制度需要改革，方向就是包产到户。这样，农民才会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生产积极性就会爆发出来。”
“至于工人成为企业的主人，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先例。在国外，资本家都会象征性给一些管理人员股份，让一线的生产工人有劳动积极性，因为他们有盼头。国内目前据说在太湖省江阳市华土镇有个华东村，华东村的支书姓尤，他们有几个手工作坊，悄悄地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到附近的县份。那里的农民也成为手工业工作者，他们年底分红，从业者也勉强可称为小企业的主人。如果我们的企业，都给工人一定的股权，每年底参与分红，他们的积极性也会调动起来。目前由于能力有限，只能想到这么多。”
与会者都张大了嘴巴，想不到这么点儿孩子对这么大的话题也能侃侃而谈，而且言之有物。
巫立行在饭后就让巫山回家去了。随后的几天，大家都认可了农业上包产到户，工业上员工参股的决议。对于如何让现在各区的造反派头头如何安排，如何推行现行的政策进行具体的磋商。1974年3月12日，这是巫县历史上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全县召开基干大会，会议上，通过了《巫县革委会关于基层干部脱产学习老三篇，把无产阶级特殊时期进行到底》的文件，决定所有基层干部，包括各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学习好老三篇后，到全国串联，学习先进经验，把无产阶级特殊时期进行到底。同时，黑五类人员分配到基层，接受再教育。这些人以前都是各行各业的领导人员，决不能脱离劳动偷懒，必须回到劳动岗位上接受大家的批评。
亿县日报及巴蜀省日报都争相报道，巫立行也成为了巴蜀省的一面旗帜，各个县市都邀请他去作报告。当然，具体做报告的事情，巫立行都交给了在特殊时期中表现突出的各位革命闯将，自己则扎根巫县，继续深化本县的革命。
等那些特殊时期中冒起来的人员走出巫县走向全国的时候，巫县的农业工业改革也进入轨道，这一切在巫县所有的文件中找不到半点的蛛丝马迹。
后来，著名经济学家，政务院政策办公室主任杨援朝的回忆录中，称赞巫县三一二文件是现代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里程标，当年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据不完全统计，比上年同时期增长了36倍。
巫山的计划在一步步展开。